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则直接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内容纳入社会建设范畴。

（四）给付对象的调整：从绝对贫困者到相对贫困者西方传统给付行政理论中，给付对象的判断标准是静态的，给付对象限于生存线以下的个体。发展型给付不是在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直接进行利益转移，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融合公法治理工具与私法治理工具（尤其是契约工具），完善社会组织捐赠的渠道，吸引贫困群体加入互助基金组织，为多元社会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合作共赢。

2.分配正义之正义观念给付行政的核心在于公共资源的配置供给，分配问题应被充分考虑。共同富裕之富裕，意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利益的供给，其势必通过国家给付来落实，需要依靠具体制度来保障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中国克服了国家辅助性原则的消极性，担负起了助推社会发展、积极主动促进民生保障的义务。中国深化了对个体利益的认识，突破了生存照顾的既有内涵，凸显了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相对独立又彼此促进的关系。将相对贫困者作为现阶段给付对象的发展型与共享型给付，旨在确立科学、合理、灵活的给付对象认定标准，并在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更加广泛的给付对象覆盖。

传统生存权保障的行政物质帮助，局限于给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或社会保险待遇等，而精准扶贫的范围更广、保障程度更深，综合了公物供给、行政资助、社会保障等重要内容，并通过量身定做式的扶助举措，保障贫困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本生存利益。从国家义务的客观价值论逐步转向主观权利论的主张看，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对于客观法秩序的维护，本质上也是对公民共享权这一主观权利的保障。人民决议的最后一条——第五条，也是这个决议的根本条款之一，宣告人民制宪权。

同时，人们不希望因为这个宪法加剧两德分裂甚至使之演变成永久的事实。3.政治代表促进政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书名很难翻译为中文，英文co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通常叫宪法，the law of constitution字面上只能译作宪法法，有嫌累赘，不过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宪法的法律性即宪法的规范性，和宪法的政治性对立，通常被分解为三个子命题：宪法是法律。

当时存在很多的根本法。在法学上这意味着什么？他解释说，这意思就是一个新的基础规范已被预定。

所谓革命不就是用非正常的、极端的方式提出这两个提案吗？因此，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然而人们却完全有理由用这种方式来区分法律，因为在每一个国家中，根本法就是取消了以后，国家将象屋基被毁的房屋一样，无法成立并彻底解体的法律。3.最重要的，本质上最具有宪制性质的或者真正根本性的东西不是写下来的，甚至不应该这样做，如果不希望国家被毁坏的话。2.社会契约驯服不了人民，卢梭的公民宗教里没有真神。

为此目的，人民委派特别代表组成专门的制宪团体，该团体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2.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宪法登场。也只有把制宪视为主权决断，宪法才能算是真正的法律。总之，宪法是政治法（political law），既是政治的，也是法律的。

[41]如此类比宗教规范的断然预设尽管必要，却并不能构成一个论证。只要大家习惯于用宪法术语来谈话，即便大家对宪法术语的含义有异议，说同一语言的事实就能促进政治秩序的活力[13]。

不过，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决定。根本法作为概念确定下来成为标准说法之后到美洲各殖民地立宪之前，应该说根本法等于宪法。

凯尔森本人当然不曾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再三反对别人这样曲解他，但是这个意思明显地体现在他对革命的法律秩序的解释中。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在某个时刻，人民极不容易地凑够了法定人数，举行最后一次公民集会。为了赋予立法机关和政府以确定的形式使其完成结盟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代表机构篡夺人民的主权，剥夺人民的自由，背离目的，必须制定一些成文的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和政府的组成，设定一些限制。他把团体选择什么样政体的决定称为一个法令（decree）[56]。正如施密特所言，一部宪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出自一种制宪权（权力或权威），并且凭借他的意志被制定出来。同样是绝对主权论者的卢梭，把主权者置换为人民，但他同样认为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

首先缔结社会契约，然后创设政府。无论一国的宪法是否具有法典化形式，只要它是有实效的（effective），它都具有法律效力（valid）。

第二，他的宪法和我们今人所讲的宪法，即最高的法律，很难说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他的羽翼曾经所及之境，确实是一个真正可以回答宪法为什么有效力的思想圣地。

我国宪法序言最后那段就是这样宣告的：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个声音多么类似《创世纪》中上帝的命令呀。

至于文本之外的根本法，是否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根据，还要继续争议下去。④进一步说，预设了制宪权的统一性。什么是实质宪法呢？在凯尔森眼中，而实质宪法，那就是说，调整一般法律规范创造的那些规范，以及在现代法律里，决定立法的机关和程序的那些规范，是每个法律秩序的主要因素[5]。人民注定要堕落的，他们会变得更爱自己不爱国，更爱金钱不爱自由。

经纬相交，织就一幅宪法图锦。[11]从潘恩的话里，我们理解了宪法的成文法形式的一个实践意义：方便装进口袋，随时取用。

由此看来，一个具体宪法的效力首先体现为该宪法关于自身效力的主张，是主观性的、意志性的。[48]又称王舍城结集、五百结集、灵鹫山结集等。

如果它与宪法有抵触，它就不可能是有效力的[31]。于是，政治体的精神结构增加了一个环节，变成：【主权者人民】——宪法——政府（日常代表）——臣民。

经过若干时间的人民直接出场的政治实践后，由于国家的幅员扩大、人口增加、人民堕落等诸多原因，公民大会往往凑不够半数，很难举行了。1945年，基本法的概念从传统语境中被抽离出来，具有了全新的意义。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或者由代表机构选举产生政府，政府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代表机构最终对人民负责。其实，根本法在16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时候[20]，算不上一个专门的术语或概念，仅仅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短语，是一种修辞手法。

这里的【】好比一个神龛，供奉着民主神，表示主权者虽不能出场却又不缺席。以上内容分别见词条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 pp.828～829。

宗教规范体系的基础规范是一个人应该象上帝或由上帝设立的权威者所命令的那样行为，同样一个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则规定一个人象宪法的缔造者和由宪法——直接地或间接地——授权（委托）的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样来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宪法授权立法者，在立法者认为需要不适用宪法的实定条款的条件下，可以代替宪法来决定立法的程序和法律的内容。

或许，我们应该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人性，把这种堕落当作一个自然而然的现实来接受。[29]前注[11]，〔美〕潘恩书，第150页。